《中华读书报》1999年7月18日“读者看法”专栏发表力文《每个论点都“入木三分”》对某高校徐兴祥副教授的《中国古代民族思想与羁縻政策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6）及其序进行冷嘲热讽，读后觉得与事实大相径庭。
力文认为：“这本书名为《中国古代民族思想与羁縻政策研究》，可是从头到尾基本上没有回答一个严肃的问题，这就是中国古代民族思想与羁縻政策到底是什么关系。”这句话是有语病的，他的意思是说全书没有回答第二句的问题，所以名不副实，而前一句的意思分明是说它“一个”问题都没有回答，两句的含义缺乏逻辑统一性。书中确实没有专门的标题讨论古代民族思想与羁縻政策的关系，但不等于没有研究这个问题，两者的关系作者其实探讨甚多并作了明确回答：“如果说古代的民族思想为中原王朝的统治者们提供了进行民族同化的理论依据，古代的羁縻政策则为他们进行民族同化和实现‘华夷一统’提供了最佳的途径和手段。羁縻政策是中国封建社会基本的氏族政策之一，虽然已有不少学者包括谭其骧这样的大家有所涉猎，但系统的研讨还付阙如，徐兴祥的研究至少是迄今为止较为全面的。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本书的研究方法。它用的是实证方法，就是大量引用古代文献，审慎地进行分析，从中抽绎出结论，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绝不发凿空之论。在论述具体观点时，把它放在学术史上进行考察并为自家见解定位，决不蹈空妄说。
平心而论，为职称而学术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学术成果的评价要看写作动机，但这不是决定其水平高低的主要标准，主要标准应该是看论著本身是否有真正的、合乎学术规范的创造性进展。按此标准衡量，《研究》即使是为评职称而出版，也毋需脸红，因为它的学术质量足以证明作者的学术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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